分析苏商银行在去苏宁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公司治理、关联交易、风险隔离及业务战略合规性等核心挑战，探讨潜在风险与监管要求。
苏商银行（原江苏苏宁银行）成立于2017年，定位为“科技驱动的O2O银行”，早期依托大股东苏宁集团的生态资源，聚焦微商金融、产业链金融等场景。2024年3月，该行更名为江苏苏商银行，标志着“去苏宁化”战略的正式推进。转型的核心背景是原大股东苏宁集团因流动性危机陷入经营困境，其关联风险可能向银行传导，叠加监管对民营银行独立性、风险隔离的严格要求，迫使苏商银行通过股权、治理、业务等层面的调整降低对苏宁体系的依赖。
目前公开信息未披露具体的股权变更方案或治理结构调整细节，但结合行业经验推测，“去苏宁化”可能涉及股权稀释（引入新股东）、董事会与高管层重组（减少苏宁系成员占比）、业务场景去苏宁化（如减少对苏宁电商平台的金融服务依赖）等关键举措。
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是监管重点，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明确要求银行需保持治理独立性，股东需符合“资质优良、财务稳健、股权清晰”等标准。苏商银行“去苏宁化”过程中，公司治理层面的合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
新股东资质的监管核准风险：若苏商银行通过引入新股东稀释苏宁持股比例，新股东需满足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股东的硬性要求（如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、净资产不低于总资产的30%、核心主业突出等）。参考苏州银行2025年6月股权变动案例，其控制权变更需事前取得地方财政部门批复及金融监管局核准，流程严格。若苏商银行新股东资质不达标（如存在高杠杆、关联交易复杂等问题），可能面临监管否决，延缓转型进程。
治理独立性的实质保障：即使股权结构调整完成，仍需确保董事会、高管层决策不受原大股东苏宁的隐性干预。例如，若苏宁仍保留部分股权或通过协议安排影响管理层，可能违反“主要股东不得干预银行正常经营”的监管要求（《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》）。苏商银行需通过公司章程修订（如明确董事会表决机制、限制关联股东表决权）、独立董事占比提升等措施，实质保障治理独立性。
关联交易是民营银行与大股东风险传导的主要渠道，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要求关联交易需遵循“商业合理性、公允性”原则，且对单一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%。
尽管公开信息未披露苏商银行与苏宁的具体关联交易规模，但该行不良贷款率连续两年攀升（2023年末1.17%，2024年末1.18%），可能隐含历史关联交易风险。清理存量关联交易需解决两大问题：一是存量资产的真实性（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掩盖不良），二是处置过程的合规性（如资产转让是否公允、是否涉及利益输送）。若存量关联资产质量恶化，可能导致拨备计提不足，违反《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》中“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%”的要求。
新增关联交易方面，苏商银行需建立更严格的关联方识别与动态监测机制，避免因业务转型中的“路径依赖”（如继续为苏宁生态内企业提供融资）导致新增违规关联交易。
监管对民营银行的核心要求之一是“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”，防止大股东风险向银行传染。苏商银行虽通过股东股权集中托管（参考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模式）实现了形式上的风险隔离，但市场对其资产质量的担忧仍集中于以下两点：
苏宁风险敞口的潜在冲击：若苏商银行对苏宁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授信规模较大（如供应链金融、消费金融等业务），苏宁的流动性危机可能直接导致银行信用风险暴露。监管要求银行需定期评估关联方信用状况并计提充足拨备，若苏商银行未充分披露对苏宁的风险敞口或拨备不足，可能违反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》中“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”的审慎要求。
资产质量分类的真实性：不良率连续上升可能反映贷后管理不足。若银行通过“借新还旧”“展期”等方式掩盖真实不良，或未按《贷款风险分类指引》对贷款进行准确分类，将面临监管处罚（如2023年某民营银行因资产分类不实被罚款200万元）。
民营银行的监管导向是“差异化定位、服务实体经济”，苏商银行需通过业务转型摆脱对苏宁生态的依赖，同时确保新战略符合监管要求。
目前苏商银行已推出“市民贷”“升级贷”“产链惠农计划”等新产品，并提出“三个聚焦”战略（推测为聚焦小微、“三农”、科创等领域）。但业务转型中可能面临以下合规挑战：
苏商银行“去苏宁化”转型的核心合规挑战集中于公司治理独立性、关联交易清理、风险隔离有效性及业务战略合规性四大领域。尽管部分具体信息（如股权变更细节、关联交易规模）未公开，但结合监管要求与行业案例可推断，其转型需重点关注以下风险：
建议苏商银行在转型过程中加强与监管的预沟通，主动披露关键信息（如风险敞口、治理调整方案），并通过完善内控制度（如关联交易管理系统、资产质量动态监测机制）提升合规韧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