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解析2024年出险房企在“保交付”与债务化解间的资金困境与平衡策略,涵盖政策支持、典型案例及行业展望,揭示房企生存与行业修复关键。
2020年以来,受“三条红线”、贷款集中度管理等调控政策叠加疫情影响,房地产行业高杠杆模式难以为继,超百家房企(境内外)出现债务违约或展期风险,其中不乏融创、旭辉、龙光等头部民企。这些“出险房企”面临两大核心任务:一是“保交付”(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,防范民生风险),二是“化债”(化解存量债务,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)。两者均需大量资金投入,但资金来源受限(融资渠道关闭、销售下滑),如何平衡成为出险房企生存与行业修复的关键命题。
据联合资信2023年报告,2015年以来境内外超百家房地产主体发生风险事件,主要表现为债券展期、实质违约或破产重整。2021年末,32家典型出险房企总负债规模约9.8万亿元,扣除合同负债(预售款)2.8万亿元后,仍有7万亿元刚性债务待偿[3]。2025年,房企债务到期规模达5257亿元,其中民企占比超60%,偿债压力持续加大[1][2]。
“保交付”是出险房企的“底线任务”。据中银证券2022年测算,解决全国“保交付”问题需1.59~1.82万亿元资金,主要用于覆盖停工项目的续建成本(如工程款、材料款)[14]。2023年,中央及地方累计投放“保交楼”专项借款4000亿元(含2022年的2000亿元),但仅能覆盖约25%的资金缺口,剩余需依赖房企自筹或金融机构配套融资[15]。
政策支持:2022年7月以来,中央将“保交楼”上升为政策底线,推出多项支持措施:
房企实践:出险房企通过“压缩非核心业务、优先保障项目资金”推进交付。例如:
交付数据:据住建部2023年末数据,全国350万套“保交付”项目已实现交付超300万套,交付率达86%[7]。2024年,房企交付规模进一步扩大,部分企业上半年交付量已与2023年全年持平。
资金缺口仍大:尽管政策支持,“保交付”资金仍存在约1万亿元缺口(中银证券测算)。主要原因:一是专项借款额度有限(仅4000亿元);二是资金拨付存在时滞(需项目满足“续建条件”);三是房企自身造血能力丧失(销售下滑导致预售款减少)[14]。
销售下滑传导压力:2023年,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9.9%,民企项目销售降幅更甚(部分企业销售规模下滑超50%)[14]。销售下滑导致合同负债(预售款)减少,进一步削弱房企“保交付”的资金能力。
供应商链条风险:出险房企流动性压力传导至供应商(如建筑商、材料商),导致供应商拒绝垫资或中断合作,形成“资金短缺→停工→供应商违约→更严重停工”的恶性循环[7]。
2024年以前,出险房企化债主要采用“展期”(延长债务期限)方式,如融创2022年将境内债展期3年,旭辉2023年将境外债展期2年。但2024年以来,随着销售持续下滑、融资渠道完全关闭(民企几乎无法获得新增贷款或债券融资),房企化债策略转向“削债”(削减债务本金),以“牺牲债权人利益”换取自身生存空间[1][2]。
“保交付”与“化债”均需大量资金,但出险房企资金来源仅能依赖:一是政策专项借款(仅用于“保交付”);二是项目销售回款(需优先用于“保交付”,否则无法获得预售许可);三是化债所得资金(如削债后节省的本金)。因此,“保交付”通常优先于“化债”,导致化债进展缓慢(如融创境内债二次展期耗时1年)。
“削债”方案需债权人同意,但债权人(如银行、债券投资者)面临巨大损失(据联合资信测算,出险房企债务回收率仅20%~40%,资不抵债房企回收率更低)[10]。例如,龙光境外债削债72%,意味着债权人每100美元仅能收回28美元,导致部分债权人起诉房企,延缓化债进程[8]。
化债进展缓慢会影响房企信用(如债券评级下调),进而导致“保交付”融资受阻(如银行拒绝为“白名单”项目提供贷款)。例如,某出险房企因境外债违约,其“白名单”项目融资申请被银行驳回,导致2个项目停工[7]。
监管层通过“定向支持+机制协调”缓解矛盾:
“保交付”与化债的平衡需依赖市场修复(销售回升)。2024年以来,随着“保交付”进展加快(交付率超86%),购房者对民企项目的信心逐步恢复(部分民企项目销售环比增长超20%)[15]。销售回升将增加房企预售款(合同负债),为“保交付”与化债提供资金支持。
“保交付”是出险房企的“生存底线”,化债是“长期发展的前提”。两者的平衡需政策、房企、债权人三方合力:政策需提供定向资金支持与机制协调;房企需优先保障“保交付”,同时通过“削债”化解存量债务;债权人需适当妥协(接受削债),避免房企破产导致更大损失。
(注:报告数据来源于券商API、网络搜索及公开资料,其中[0]代表券商API数据,[1]-[15]代表网络搜索资料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