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经济“后融化”概念辨析与深化改革路径分析

一、问题背景与概念澄清

近期，“国有经济后融化”这一表述引发关注，但通过网络检索未发现权威学术或政策文件对其有明确定义[1]。结合国有经济改革的语境推测，“后融化”可能是对“深化”“转型”或“去行政化”的误读，核心指向国有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改革方向——即从“量的扩张”转向“质的提升”，从“行政化管理”转向“市场化运营”的深层次调整。

二、国有经济当前的核心定位与改革逻辑

（一）制度属性：国民经济的“压舱石”

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，在关系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（如能源、军工、金融、高端制造）占据主导地位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310万亿元，利润总额3.5万亿元，分别占全社会企业资产总额的28%和利润总额的15%[0]。其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国家战略安全、弥补市场失灵、引导产业升级。

（二）改革历程：从“放权让利”到“分类改革”

改革开放以来，国有经济改革经历了“放权让利”（1978-1992年）、“现代企业制度建立”（1993-2012年）、“分类改革与混合所有制”（2013年至今）三个阶段。当前，改革的重点已从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”转向“完善治理结构”“提升运营效率”和“服务国家战略”。

三、“后融化”视角下的国有经济改革挑战

（一）行政化与市场化的矛盾

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“政企不分”“政资不分”问题，管理层任免、投资决策等环节受行政干预较多，导致经营效率低于民营企业。例如，2024年全国国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ROE）为5.8%，低于民营企业的8.2%[0]。

（二）产业结构与战略定位的失衡

传统产业（如钢铁、煤炭）中，国企占比过高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；而新兴产业（如半导体、人工智能）中，国企的技术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。2024年，国企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市场份额仅为35%，远低于军工领域的90%[0]。

（三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“形式化”困境

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推行十余年，但部分企业仍存在“混而不合”问题——民营企业持股比例低、话语权弱，未能真正实现“产权多元化”与“治理现代化”的协同。例如，某大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，民企股东仅占10%股权，无法参与核心决策[1]。

四、“后融化”方向下的深化改革路径

（一）以“分类改革”为核心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

根据企业功能定位，将国企分为“公益类”（如电网、铁路）、“战略类”（如军工、半导体）和“竞争类”（如家电、汽车）。对公益类企业，重点考核社会服务质量；对战略类企业，重点考核研发投入与技术突破；对竞争类企业，完全推向市场，考核经济效益[2]。

（二）以“治理现代化”为关键，推进国企去行政化

取消国企管理层的行政级别，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，建立“市场化选聘、契约化管理、差异化薪酬”机制。例如，2025年以来，已有12家中央企业试点“职业经理人”制度，管理层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比例提升至60%[0]。

（三）以“混合所有制”为抓手，激发国企活力

鼓励民企、外资参与国企改革，通过“增资扩股”“股权转让”等方式提高非国有资本占比。例如，2025年，某大型钢铁国企引入民营资本占比30%，共同成立新能源子公司，研发投入增长50%[1]。同时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保障非国有股东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
（四）以“科技创新”为驱动，提升国有经济核心竞争力

加大国企研发投入，重点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。根据国资委数据，2024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2.8%，较2020年提高0.6个百分点[0]。例如，某航天国企2025年研发投入占比达8%，成功突破卫星通信核心技术，市场份额提升至35%[1]。

五、结论与展望

“国有经济后融化”虽非规范术语，但反映了社会对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的期待。未来，国有经济改革需以“分类改革”为基础，以“治理现代化”为关键，以“混合所有制”为抓手，以“科技创新”为驱动，实现从“规模扩张”到“质量提升”的转型。通过这些举措，国有经济将更好地发挥“压舱石”作用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。

（注：因“后融化”概念未被权威定义，本文基于国有经济改革逻辑进行延伸分析，仅供参考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