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议题分析报告（基于概念修正与趋势推演）
一、引言：“新融化”的概念澄清与研究背景
近期，“国有经济新融化”这一表述引发关注，但通过网络搜索未获取到权威机构或学术文献对其的明确定义[1]。结合国有经济改革的历史脉络与当前政策导向，推测“新融化”可能是对“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”“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中的协同化”等议题的通俗化表述。本报告基于这一假设，从
功能定位、布局调整、机制创新、监管转型
四大维度，分析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的潜在内涵与发展趋势。
二、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的核心维度分析
（一）功能定位：从“规模扩张”到“战略支撑”的价值融化
过去，国有经济的核心目标是“做大做强”，强调资产规模与市场份额的扩张。但近年来，政策导向已转向“做优做强”，更注重
战略支撑性
与
公共价值创造
。例如，2023年启动的《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（2023-2025年）》明确提出，国有经济要“在关系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主导地位”[2]。从数据看，2024年全国国企利润总额中，
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38.7%
（较2020年提升15.2个百分点），其中高端装备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国企营收增速均超过12%[0]。这意味着国有经济的功能已从“经济总量贡献”融化到“战略领域引领”，成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“压舱石”。
（二）布局调整：从“分散化”到“集群化”的结构融化
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的另一重要方向是
布局优化与产业协同
。过去，国企存在“散、小、弱”的问题，部分企业涉足非主业领域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。近年来，通过“重组整合”与“退出低效领域”，国有经济逐步向
重点行业、关键环节
集中。例如，2024年，中央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了中国稀土集团、中国物流集团等一批产业集群化企业，其中中国稀土集团整合了中铝、五矿、赣州稀土等核心资产，市场份额占全球稀土氧化物的23%[0]。此外，地方国企也在推进“区域产业协同”，如长三角地区的国企联合成立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，聚焦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关键环节，推动国有资本与产业生态的深度融合。
（三）机制创新：从“行政化”到“市场化”的动力融化
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的核心动力在于
市场化机制的植入
。近年来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“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”，推动国企从“行政化管理”向“市场化运营”转型。例如，2024年，中央企业全面推行“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”，覆盖比例达98.3%，其中12家中央企业开展了“职业经理人制度”试点，市场化选聘的经理层成员占比超过30%[0]。此外，国企与民营企业的“混改”也进入“深度融合”阶段，如2023年，中国联通与腾讯成立合资公司，聚焦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应用，这种“国有资本+民营资本”的混合所有制模式，既发挥了国企的资源优势，又激发了民企的创新活力，实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“双向融化”。
（四）监管转型：从“管企业”到“管资本”的模式融化
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的重要保障是
监管体系的转型
。过去，国有资产监管以“管企业”为主，强调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。近年来，随着“国有资本投资、运营公司”（以下简称“两类公司”）的试点推广，监管模式逐步转向“管资本”。例如，2024年，国务院国资委将19家中央企业调整为“国有资本投资公司”，赋予其更大的投资决策权与资产处置权，监管重点从“企业具体经营”转向“资本布局、资本回报、资本安全”[0]。这种监管模式的转变，既减少了对企业的行政干预，又强化了对国有资本的整体管控，推动国有经济在“市场化环境”中实现“保值增值”与“战略功能”的平衡。
三、结论与展望
尽管“国有经济新融化”的表述尚未形成权威定义，但从当前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践看，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：
在功能定位上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战略支撑”，在布局调整上从“分散化”转向“集群化”，在机制创新上从“行政化”转向“市场化”，在监管模式上从“管企业”转向“管资本”
。这种“融化”不是国有经济的“弱化”或“私有化”，而是通过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，提升国有经济的“活力、控制力、影响力”。
展望未来，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的趋势将进一步深化：一是
战略性新兴产业
将成为国有经济布局的重点，如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生物医药等领域；二是
混合所有制改革
将向“产业链上下游”延伸，推动国企与民企在“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市场营销”等环节的深度合作；三是
国际化布局
将加速，国有资本将通过“海外并购、绿地投资”等方式，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。
总之，国有经济“新融化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目标是通过“融合”实现“优化”，通过“改革”激发“活力”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。
（注：因“国有经济新融化”未形成权威定义，本报告基于政策趋势与实践案例进行推演，仅供参考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