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09月下旬 国有经济高杠杆化问题分析：现状、成因与政策应对

“国有经济高杠杆化”是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。这里的“高融化”应为“高杠杆化”的笔误（杠杆化指企业通过借款扩大经营规模的程度，通常用资产负债率衡量）。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，其杠杆率水平不仅关系到国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，也影响着金融系统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。本报告从

四个维度，对国有经济高杠杆化问题进行系统分析。

根据券商API数据，2024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国企”）资产负债率约为

，较2020年的61.5%上升2个百分点；而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，国企杠杆率高出5.7个百分点（[0]）。分行业看，钢铁、煤炭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国企资产负债率普遍超过，其中钢铁行业国企负债率达72.3%，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（[0]）。

国企融资结构呈现“间接融资依赖症”：2024年国企债务中，银行贷款占比约

，债券融资占比，股权融资占比仅（[0]）。相比之下，民营企业直接融资（债券+股权）占比约35%，国企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。这种结构导致国企利息支出压力大——2024年国企利息支出总额达，占利润总额的，而民营企业这一比例仅为10%（[0]）。

国企在改革过程中承担了大量非市场化责任，如职工安置、社会福利保障等。例如，2015-2020年，国企累计安置下岗职工

，支付安置费用，这些支出均通过借款解决，形成历史债务（[1]）。

钢铁、煤炭等传统行业是国企集中领域，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收入下降、利润收缩，只能通过借款维持运营。以钢铁行业为例，2024年国企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仅

，较2019年下降5个百分点；利润总额同比下降，而债务规模同比增长（[0]）。盈利下滑与债务扩张形成“恶性循环”，推高杠杆率。

国企与政府的关联使得其融资成本低于市场水平（如国企债券收益率较民营企业低1-2个百分点），同时，政府隐性担保降低了国企的风险意识，导致其过度借款。2024年，国企新增贷款中，**40%**用于偿还旧债，而非生产性投资（[0]）。

高杠杆率导致国企盈利能力下降——2024年国企净资产收益率（ROE）为

，较2019年下降1.2个百分点，其中钢铁行业国企ROE仅为（[0]）。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国企可能面临“债务违约”风险：2024年国企违约债券规模达，较2020年增长（[0]）。

国企债务占银行贷款总额的

（[0]），若国企违约，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。2024年，银行对国企的不良贷款率为，较2019年上升0.6个百分点（[0]）。此外，国企债券违约会引发债券市场波动，影响投资者信心。

高杠杆率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，导致资金流向低效领域（如产能过剩行业），抑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。2024年，国企研发投入占比仅

，而民营企业为（[0]），资金错配严重影响经济结构转型。

通过“混改”引入民营资本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减少政府对国企的干预。例如，2025年以来，已有

中央企业完成混改，引入民营资本，混改后企业负债率平均下降（[1]）。同时，建立国企债务风险预警机制，对负债率超过**70%**的企业实行“限贷”措施（[1]）。

鼓励国企通过债券市场融资，降低银行贷款依赖。2025年，国资委出台《关于推动中央企业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到2027年中央企业直接融资比例达到

（[1]）。此外，支持国企通过科创板、创业板上市，扩大股权融资规模。

通过“去产能”政策淘汰落后产能，推动行业整合。例如，2025年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

，国企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至（[1]）。同时，鼓励国企转型发展新兴产业（如新能源、高端制造），提高盈利质量——2025年上半年，中央企业新兴产业收入占比达，同比增长（[1]）。

国有经济高杠杆化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，其核心矛盾是“体制机制问题”与“经济结构问题”的叠加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“改革”与“发展”并重：一方面，通过国企改革强化预算硬约束，优化融资结构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化解产能过剩、推动产业升级，提高国企盈利水平，从根本上降低杠杆率。

展望未来，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，国企杠杆率有望逐步下降。预计202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将降至

30%，国企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显著增强（[1]）。这不仅有利于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，也将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有力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