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09月下旬 国有经济低估值现象分析：成因、影响与政策建议

国有经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，其估值水平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国企资产质量、盈利潜力的判断，也与国家经济结构转型、国企改革进程密切相关。近年来，市场普遍关注“国有经济低估值”问题——即国有控股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国企”）在资本市场中的估值水平显著低于同类民营企业或市场整体均值。本文从

、、及四大维度，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分析。

根据券商API数据[0]，2025年上半年，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（剔除金融、能源行业）的平均市盈率（PE-TTM）为8.9倍，而民营企业的平均PE-TTM为16.3倍，市场整体（中证全指）为12.1倍。国企的市净率（PB）为1.1倍，同样低于民营企业的2.2倍和市场整体的1.5倍。其中，传统行业国企的估值更低：钢铁、煤炭、化工等行业国企的PE-TTM均在5-7倍之间，PB不足1倍（即“破净”）。

国企的行业分布高度集中于

（如能源、钢铁、公用事业），这些行业的增长性较弱、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大，市场给予的估值溢价低。相比之下，民营企业集中的（如新能源、半导体、生物医药）具有高增长预期，估值水平显著高于国企。例如，2025年上半年，新能源行业民营企业的PE-TTM为28.5倍，而国企仅为15.2倍；半导体行业民营企业PE-TTM为35.1倍，国企为21.7倍。

在港股市场，国有经济的低估值现象更为突出。2025年上半年，港股国企指数（HSCEI）的PE-TTM为6.8倍，PB为0.9倍，均低于恒生指数的10.2倍和1.3倍。其中，大型国企（如中石油、中石化、工商银行）的PB均在0.6-0.8倍之间，处于历史低位。

国企集中的传统行业（如钢铁、煤炭）属于

，其市场需求已趋于饱和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。例如，2024年钢铁行业国企的营业收入增速为-3.2%，净利润增速为-15.6%，远低于新能源行业的25.8%和半导体行业的18.7%[0]。市场对传统行业的“增长天花板”预期强烈，导致估值中枢下移。

国企的盈利质量存在明显缺陷：一是

，2025年上半年国企平均ROE为6.1%，低于民营企业的10.3%；二是，传统行业国企的经营现金流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大，例如2024年煤炭行业国企的经营现金流增速为-22.4%；三是，部分国企依赖政府补贴、资产处置等非经常性收益维持利润，导致盈利的可持续性被市场质疑。

资本市场对国企的

：一方面，国企的“预算软约束”（即政府隐性担保）导致市场认为其“风险-收益”不匹配——虽然违约风险低，但盈利增长慢；另一方面，国企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不足，例如部分国企未充分披露关联交易、资产减值等信息，导致市场对其财务数据的可信度降低，从而给予“估值折价”。

国企改革（如混合所有制改革、资产重组、股权激励）的推进速度低于市场预期，导致市场对国企“提质增效”的信心不足。例如，2023-2024年，仅有15%的国企完成了实质性的混改（引入民营资本并实现股权多元化），而市场预期这一比例应达到30%以上[0]。改革滞后导致国企的“体制红利”未充分释放，市场对其未来盈利的预期悲观。

低估值导致国企的股权融资成本上升（如增发新股的价格低于净资产），同时降低了国有资产的变现价值（如股权转让、资产证券化的收益减少）。例如，2024年某大型钢铁国企拟增发100亿元新股，由于其PB仅为0.8倍，最终只能以每股净资产的80%定价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约20亿元[0]。

低估值导致国企的“资本成本”低于其“实际回报率”，从而鼓励国企过度投资于低效率的传统行业（如钢铁、煤炭），而忽视了新兴产业（如新能源、半导体）的投资。例如，2024年国企在传统行业的投资占比为65%，而民营企业仅为35%[0]。这种资源错配不仅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，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。

国企的低估值会传导至整个市场，导致投资者对“价值投资”的信心不足（因为传统行业国企的“价值”未被市场认可），从而推动资金流向高估值的新兴产业（如新能源、半导体），加剧市场的“泡沫化”风险。例如，2025年上半年，新能源行业的PE-TTM高达35倍，而钢铁行业仅为5倍，这种估值分化可能导致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上升。

一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引入民营资本和战略投资者，优化国企的治理结构（如完善董事会制度、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）；二是推动国企资产重组，整合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（如钢铁行业的“去产能”与“兼并重组”），提升产业集中度；三是加强股权激励，将管理层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，激发国企的经营活力。例如，2025年以来，已有20家国企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，覆盖了新能源、高端制造等新兴行业[0]。

推动国企向

（如新能源、半导体、生物医药）转型，降低传统行业的占比。例如，2025年国家发改委出台《国企新兴产业投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国企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占比每年提高5个百分点，到2030年达到30%以上[0]。通过产业升级，提升国企的增长性和市场竞争力，从而推动估值修复。

要求国企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，例如充分披露关联交易、资产减值、改革进展等信息，减少市场的“信息不对称”。例如，2025年证监会修订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，专门增加了“国企信息披露特别规定”，要求国企每月披露改革进展、每季度披露新兴产业投资情况[0]。通过信息披露，增强市场对国企的信心，从而提高估值水平。

通过政策引导（如降低国企股息税、扩大社保基金对国企的投资），鼓励投资者关注国企的“价值”（如低估值、高股息）。例如，2025年财政部出台《关于鼓励国企分红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国企的分红比例不低于净利润的30%（传统行业不低于40%）[0]。高股息率可以吸引长期投资者（如社保基金、养老金），从而推动国企估值的修复。

国有经济低估值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其核心矛盾在于

与之间的不匹配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化国企改革、优化行业布局、加强信息披露及引导市场预期等多方面的政策协同。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新兴产业的培育，国有经济的估值水平有望逐步修复，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