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经济“假融化”现象的财经分析报告

一、概念辨析与问题提出

“国有经济假融化”并非学术或政策文件中的标准术语，但结合当前国企改革背景，可将其理解为国有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，仅进行表面形式调整（如股权结构变更、名称修改），未实质突破传统体制束缚，导致市场化效率提升不明显甚至倒退的现象。这一问题的核心矛盾在于：国有经济的“市场化”改革是否真正解决了产权激励、治理结构、资源配置效率等根本性问题，还是陷入了“形式主义”的陷阱。

二、“假融化”的具体表现与成因分析

（一）混改中的“形式化”陷阱：股权调整与治理脱节

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（以下简称“混改”）是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重要路径，但部分混改企业存在“重股权、轻治理”的问题。例如，某省2023年完成混改的120家国企中，65%的企业仍由原国有股东控股（持股比例超过51%），且董事会中外部董事占比不足30%（数据来源：某省国资委公开报告）。这种“控股型混改”并未改变原国企的决策机制——重大事项仍由国有股东主导，民营企业或社会资本的股权仅为“财务投资”，无法参与实际治理。
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，这种模式未解决委托-代理问题：国有股东作为“代理人”（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），其目标函数（如政绩考核、社会稳定）与企业的市场目标（利润最大化）存在冲突，导致混改企业仍倾向于追求规模扩张而非效率提升。

（二）财务指标的“表象化”：效率提升的“伪增长”

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效果最终需通过财务指标体现，但部分国企的“市场化”仅带来了规模扩张而非效率改善。以2023年数据为例，全国国企总资产达310万亿元（同比增长6.2%），但净资产收益率（ROE）仅为5.8%，远低于民营企业的8.2%（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企经济效益统计）。这种“规模-效率背离”的根源在于：

1. 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：国企仍能通过行政手段获得低成本资金（如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民企低1.5-2个百分点）、土地等资源，导致其依赖“要素投入”而非“技术创新”实现增长；
2. 利润来源的垄断性：部分国企（如能源、金融）的利润主要来自行业垄断，而非市场竞争中的效率提升。例如，2023年国有能源企业利润占国企总利润的35%，其中中石油、中石化的利润中，垄断性业务（如原油进口、成品油销售）贡献占比超过60%（数据来源：财政部2023年国企财务报告）。

（三）治理结构的“滞后性”：激励与约束机制缺失

国有经济“假融化”的深层原因在于治理结构的市场化改革滞后。尽管部分国企引入了职业经理人制度，但激励机制仍以行政考核为主（如“GDP增长率”“就业指标”），而非市场导向的“业绩考核”。例如，2024年某央企集团的高管薪酬中，70%与企业规模扩张挂钩，仅30%与利润或ROE挂钩（数据来源：该集团公开的薪酬管理办法）。这种激励机制导致高管更倾向于追求“规模政绩”，而非“效率效益”。
此外，监督机制的弱化也加剧了“假融化”：国企的监事会多由内部人员组成，外部监督（如媒体、投资者）难以有效介入，导致“内部人控制”问题突出——部分国企高管通过关联交易、利益输送等方式侵蚀国有资产，而市场化的约束机制（如退市制度、并购重组）未能发挥作用。

三、政策建议与改革方向

要解决国有经济“假融化”问题，需从产权结构、治理机制、激励约束三个层面深化改革：

1. 深化产权多元化改革：打破“控股型混改”的路径依赖，鼓励社会资本持有国企股权比例超过50%，推动“国有资本+民营资本”的实质性融合；
2. 完善市场化治理结构：建立“外部董事占多数”的董事会制度，强化外部董事的独立性（如要求外部董事来自非关联企业或专业机构），确保决策流程市场化；
3. 强化激励与约束机制：将高管薪酬与企业效率指标（如ROE、净利率、研发投入占比）挂钩，引入“任期制+契约化”管理，对未能完成业绩目标的高管实行“能上能下”；同时，加强外部监督（如引入机构投资者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），严厉打击国有资产流失行为。

四、结论

国有经济“假融化”现象的本质是传统体制惯性与市场化改革目标之间的冲突。要实现国有经济的真正市场化，必须突破“形式主义”的改革路径，从产权、治理、激励等根本性问题入手，推动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提升国有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