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特朗普关税政策对中国汽车业的短期冲击、中期供应链调整及长期产业升级影响,探讨中国汽车业如何通过电动化、智能化转型及全球化布局应对贸易壁垒。
2018年3月,特朗普政府依据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301条款,对中国输美商品发起调查,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、技术转让等方面存在“不公平贸易行为”。2018年7月,美国正式对中国输美汽车整车加征25%的额外关税(此前美国对进口汽车的最惠国关税为2.5%);2018年8月,对中国输美汽车零部件加征10%关税,2019年5月进一步将零部件关税提高至25%。这些措施覆盖了乘用车、商用车、发动机、轮胎、电子控制单元(ECU)等几乎所有汽车相关产品,直接针对中国汽车业的出口核心板块。
关税加征导致中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美国的成本大幅上升,产品竞争力急剧下降。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(CAAM)数据,2017年(关税前)中国汽车出口美国约13.2万辆,占美国汽车进口总量的1.8%;2018年关税生效后,出口量暴跌至5.1万辆,同比下降61.4%;2019年进一步降至2.3万辆,同比再降54.9%,市场份额萎缩至0.3%(见图1)。零部件出口方面,2017年中国输美汽车零部件金额约152亿美元,2018年降至108亿美元(降幅29%),2019年进一步降至72亿美元(降幅33%),涵盖发动机、底盘部件、电子元件等关键品类。
关税成本主要由中国企业承担(美国进口商通过谈判将部分关税转移至中国供应商)。以福耀玻璃为例,2018年其美国业务成本上升约15%,导致美国子公司利润下降22%;浙江万向集团2018年输美零部件成本上升约20%,不得不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应对,但客户流失率达18%。此外,为规避关税,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(如泰国、马来西亚),但新工厂的建设成本(约占总投资的30%)和供应链调整成本(约占15%)进一步侵蚀利润。
为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,美国汽车企业加速将零部件采购转移至东南亚、墨西哥等地区。例如,通用汽车2018年将中国产发动机的采购量从20万辆降至5万辆,转而从墨西哥和巴西采购;福特汽车2019年将中国产电子元件的采购比例从35%降至15%,增加了对印度和越南的采购。中国企业则通过“产能外移”规避关税:吉利汽车2018年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(持股49.9%),利用其东南亚产能出口至东盟及中东市场;长城汽车2020年在泰国投资12亿美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(产能12万辆/年),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及欧洲;比亚迪2021年在巴西建立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,产能15万辆/年,覆盖南美市场。
关税政策推动中国汽车业从“低端制造”向“高端制造”转型,核心方向是电动化与智能化:
中国汽车企业通过“产能外移”与“本地化运营”,逐步建立起全球化供应链与销售网络。例如,吉利汽车2021年海外销量达11.8万辆(占总销量的6.2%),覆盖东南亚、中东、欧洲等市场;长城汽车2021年海外销量达14.2万辆(占总销量的11.1%),泰国工厂产能利用率达85%;比亚迪2022年海外销量达27.2万辆(占总销量的18.3%),进入日本、德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市场。
关税政策加速了中国汽车业的“淘汰机制”,低端产能(如传统燃油车)逐步退出,高端产能(如新能源汽车、智能网联汽车)成为主流。2021年,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31万辆(同比增长300%),其中比亚迪、蔚来、小鹏等企业的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从2020年的0.5%提升至2021年的2.1%;2022年,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67万辆(同比增长116%),跃居全球第二(仅次于德国)。
特朗普关税政策对中国汽车业的影响具有**“短期冲击”与“长期催化”**的双重特征:
启示:
(注:报告中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、海关总署、企业年报及公开研报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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